19世纪欧洲的三大政治思潮(欧洲的三大政治思潮)

最近几年，欧洲的政治生态圈涌现出一股清流，对理念的追求远远超越了对现实的妥协，许多政客不以现实利益为施政目标，反而以自己的理想作为执政指南。按道理来说，任何政治家所实行的政策和目标，都离不开自己所坚持的理念，因为坚持其理念，反而越发体现其伟大，否则随风飘荡的现实主义也就不会被称之为政客了！毕竟政治家都是有理想的，有目的的，坚持自己的理念和初心的。在西方这些有理想有理念的政治人物这里怎么就错了呢？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政治家的理想都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理想，是要具备实施条件的理想，甚至为了现实利益，反而可能需要在一段时间对理想和现实进行妥协。但其最重要的内容一定是基于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的，而当前欧洲国家存在的这些政治人物，在面临复杂的现实局面时，缺乏解决任何问题的能力和抱负，但其坚持理念的决心不动摇，不论现实状态发生任何变化，都不改初心，一门心思以政治正确为标准，在现实面前不听也不看，结局自然也是超乎他们预期的，但他们没有错，错的是别人，是世界。

就跟司马光执政以后，为了坚持其所谓的道义，要将好不容易死了好几万人，花费钱粮无数从西夏手里夺得土地，再次送还给西夏，让西夏又再次缓过气来，继续抢掠大宋的西部边陲的行持一样。道义的地位要高于现实的利益，这就是这些欧洲政客的本质思维。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明末的东林党人身上，这些人牢牢占据在道义的高度，去指责那些基于现实利益而做事的人，卢象升、陈新甲就死在了这些人的指责之下，也断了大明的最后一口元气，而这些人既无才能任事，也无节操尽忠，水太凉而畏死，满人屠刀之下，金钱鼠尾辫比谁剃得都快。

欧洲政坛充斥着如此人物，又说明了什么呢？

实际上说明当前欧洲政治经济制度出现了巨大的麻烦和危机，但却无人为此承担该有的责任，也没有人愿意去做出改变。毕竟做王安石的难度要比做司马光难多了，司马光只要啥都不做，动动嘴，写写书就可以博得君子之名，勇于任事的责任自然是别人的。实际上当年司马光当宰相的行持就完全不像个宰相的样，倒像是御史大夫，最后皇帝也不得以只能任用新党出身的那些人来做事了，毕竟这些人还可以任事，而司马光之流也就只能动动嘴皮子了。结果北宋的大权居然会落在苏轼的书童身上，让这些君子们情何以堪呀！

而欧洲当下面临的局面一点也不比大宋朝容易，经济持续多年维持在低速增长，民众生活水平几十年不增长，而财政负担却愈演愈烈，赤字惊人。可大宋朝还有个王安石出来做事，欧洲却只剩下了一帮只会玩嘴炮的司马光们！

现实的困境难以应对，这些政治人物便唯有通过模仿之前成功的政治人物的行为来标榜自己，让民众以为通过这些人还可以换发出前朝的辉煌，但实际上是东施效颦而已，任何当下的现状，都不是用曾经的解决办法轻易可解决掉的，而改革行为又会得罪太多的既得利益群体，况且这些人也未必有王安石的能力来着手进行改革。于是便只能通过蟹脚的模仿那些民众中具有一定人望的先辈们来获得一点出位的机会了，但要做事，就免了。

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人人想做司马光，没人愿意做王安石了！而也由此，理念或理想的光芒就会盖过现实的重要性了！毕竟贯彻理念，起码会让自己的支持者认可，至于是否符合民众利益，就另说了。而如果基于现实的利益来做事，就会面临当下最棘手的政治问题，到底做还是不做？是否具备做事的能力和驾驭事情演变的能力呢，那不是要露馅了吗？也因此，欧洲诸国也就自然会充斥着许许多多的司马光们了！